中国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石元春，作为中国生物质能产业的亲历者和重要倡导者，深刻阐述了该能源的独特价值与发展历程。他指出，生物质能是唯一具备物质载体、固液气多形态的可再生能源，本质上是“零碳排放”，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力军，且原料来源广泛，终端产品多样。

在其著作《决胜生物质二十年记》中，石元春回顾了中国生物质产业自21世纪初以来的跌宕起伏：顺利启航、遭遇风暴、潜伏蓄势、惊蛰崛起、临危受命，并迎来二次发展浪潮。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将生物质能与风电、光伏并列，推动了农田秸秆焚烧和城市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解决。然而，生物质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2004年，石元春就预见“生物质经济浮出水面”，2005年更提出利用农林废弃物和边际土地“种出”“绿色油田”的设想，一度引发热潮。但随后，国家关注重点被“风电三峡”等概念转移，对生物质能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导致其发展远落后于风电、光伏的爆发式增长。

石元春分析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主客观两方面：

客观原因： 存在资源误解（如认为土地不足以支撑大产业、离开补贴无前途）；生物质能企业处理有机废弃物应视为提供环境治理服务获得“补偿”，而非依赖“补贴”，但除发电外其他领域补偿不足；能源主管部门对其多功能性（碳减排、生态环保、乡村产业振兴）认识不足，缺乏跨部门协调机制。

主观原因： 原料收储运体系始终未能有效建立；行业自身对其独特优势与产品重视不够。

破局之道在于“两大关键”：

重大技术突破： 已取得显著进展。如内蒙古新木集团的“煤化生物质”技术，将低密度生物质快速转化为类似褐煤的高密度、高热值固体燃料，便于储运和工业化利用，并可作为平台生产多种能源和化工品，为生物质制造业开辟新路。中国农业大学则基于仿生学原理，开发出高效厌氧发酵技术，显著提升了秸秆沼气产率，对高含水原料的生物天然气生产意义重大。

战略重点转移： 在“双碳”目标下，应从单纯的“能源替代”转向国家亟需、发挥生物质独特优势、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领域。

他提出“5+1”方案：

5大战略方向：

风光电配套储能： 利用生物质作为大规模、长周期储能载体，解决风光电间歇性问题。

煤电低碳改造： 积极参与生物质与煤耦合发电。

绿色燃料： 抓住海空运市场对高附加值绿色燃料的迫切需求，批量生产上市。

高含水原料利用： 利用高效厌氧发酵技术规模化处理畜禽粪便、污泥污水等，实现负碳排放。

现代煤化工协同： 开发生物基全降解塑料等亟需有机化工品，减少进口依赖。

+1 原料保障：“能田”开发： 充分利用中国年产能相当于6-8亿吨标煤的农林废弃物，以及约1.44亿公顷边际土地（可种植高产能源灌草，年产能10-20亿吨标煤）。这些“能田”可实现机械化、无人机管理，并转化为“煤化生物质”，全程可应用AI管理，同时创造大量就业。

石元春进一步指出，“5+1”方案可延伸至“一带一路”合作。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土地和生物质资源（如东盟国家的油棕、橡胶等加工废弃物），且许多国家化石能源净进口量大。中国先进的“煤化生物质”技术在这些国家“落户”，可生产“绿煤”，让“一带一路”绿起来。

石元春强调，20年的实践印证了“生物质能主导论”的科学性，这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太阳能、风能、水能本质上是物理态的、不稳定、难储运的太阳辐射能转化形式。而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存储在生物质中，使其具备稳定、易储运、多形态、可再生、零碳、可转化为多种化工产品的独特优势。化石能源本质上是远古生物质转化而来，但不可再生且排放温室气体。

因此，他主张“因能而用”，充分发挥生物质不可替代的优势。未来10-20年，中国若能科学布局，必能建立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新格局，为“双碳”目标和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