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十五五” 规划的大幕即将拉开，一场关乎能源重构、产业革新与生活方式转变的绿色浪潮，正从顶层设计稳步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脉络。超市里的 “零碳产品”、马路上日益增多的新能源汽车、招聘市场上高薪的 “碳资产管理师” 岗位、高考志愿中热门的 “碳储科学与工程” 专业，这些鲜活的场景，无不印证着 “双碳” 目标已从政策蓝图走向全民实践的深刻变革。

2025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 “十五五” 开局之年的重要风向标，会议在总结过往五年成就、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 2026 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其中，能源与碳减排工作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其定位与路径备受瞩目。本文立足会议精神，从制度安排、政策节奏、要素价格、供需格局、技术路径、区域统筹、投融资边界及人才结构八大维度，深度解析 2026 年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演进趋势，解码这场影响深远的系统性变革背后的机遇与挑战。

一、制度筑基：能碳工作的宏观战略定位

在 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八大重点任务中，“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位列第六，这一制度安排明确了绿色转型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的核心驱动力地位。随着 “十五五” 规划即将启动，绿色低碳发展已深度融入宏观经济运行逻辑，成为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国际竞争优势培育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

（一）服务全局的顶层设计逻辑

能碳工作并非独立于经济大局之外，而是要深度融入其中，核心在于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 “双碳” 工作需妥善处理四大关系：发展与减排的关系，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减排绝非减生产力；长远与短期目标的关系，需立足当下积小胜为大胜，摒弃急功近利思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坚持两手发力，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需秉持全国一盘棋，避免局部利益损害整体转型大局。

党中央明确指出，碳达峰与碳中和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觉选择，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杜绝脱离实际的 “碳冲锋” 和 “运动式减碳”。会议特别强调，实现 “双碳” 目标 “等不得也急不得”，需在稳定增长与能源安全的大局中统筹推进。这意味着 2026 年的能碳工作将严格遵循 “稳中求进” 总基调，所有减碳措施都需通过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不会对经济基本面造成非预期紧缩效应，实现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的深度融合、协同增效。

（二）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

2026 年作为 “十五五” 开局之年，肩负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十四五” 规划即将圆满收官，生态环保约束性指标的顺利完成为后续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已将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单列成章，凸显其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会议提出 “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将能碳政策纳入宏观治理体系的协调框架。这表明，绿色发展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也是保障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必由之路。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而绿色转型则是筑牢安全屏障的核心路径，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碳市场的协同建设

会议明确要求 “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这一制度创新将从根本上打破区域间绿色要素流动的壁垒。长期以来，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导致西部丰富的绿电资源难以在东部负荷中心实现最优配置，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将为绿电、绿证及碳排放权的跨区域自由流动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通过市场化机制发现绿色要素真实价值，引导资源向低碳高效领域集聚。

与此同时，“加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成为另一项重点任务。随着 2025 年 8 月《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的逐步落地，碳市场覆盖行业持续扩容，配额分配机制不断优化，碳定价正从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对于高耗能行业而言，碳成本已成为影响企业盈亏的核心财务指标，将倒逼企业主动推进低碳转型。《“十五五” 规划建议》提出的 “区域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 五维管理体系，将推动碳约束从 “市场定价” 向 “全链条管控” 延伸，同时为绿色金融提供定价基准，助力气候投融资体系构建。

二、政策转型：从行政管控到市场驱动的治理升级

自 “双碳” 目标提出以来，我国能碳政策经历了从目标导向、行政管控为主，向系统规划、机制引导为主的深刻变革。2026 年，这一转型将更加彻底，政策逻辑的重心转移将为绿色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一）政策工具箱的结构性迭代

双碳治理逻辑的演进清晰可见，初期阶段部分地区为追求短期达峰采取 “一刀切” 限产限电等行政手段，虽能快速压降能耗，但对经济运行和产业链安全造成干扰。中央及时纠偏，确立 “先立后破” 原则，强调统筹有序推进。进入 2026 年，政策演进呈现三大特征：

在工作节奏上，全国一盘棋的有序推进取代局部 “抢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及其配套路线图成为刚性指引；在政策工具上，能耗双控、项目审批禁令等行政手段逐步让位于碳市场、绿色金融等经济手段；在核心着力点上，从单纯严控 “两高” 项目增量，转向存量产业节能降碳改造与新能源动能培育并举。这一转变体现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把握，通过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内生转型动力。

这种从 “硬着陆” 到 “软着陆” 的治理升级，彰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企业单纯依靠政策套利的空间缩小，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实现内生增长的空间持续扩大。

（二）政策协同与纠偏机制的完善

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一机制相当于建立了政策 “纠错器”，能够有效防范单一维度政策对整体经济系统的非预期扰动，确保各类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在 “先立后破” 原则指引下，能源转型将更加稳健。会议强调，需先建立可靠的新能源供给和技术储备，再逐步削减化石能源。在新型能源体系尚未成熟、储能技术未大规模商业化的背景下，煤电等化石能源仍是保障能源安全的 “压舱石”。2026 年政策重点将推动煤电从主力电源向基础保障性、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型，通过灵活性改造提升调峰能力，为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创造条件。

为杜绝运动式减碳反弹，中央建立了多重纠偏机制：除政策一致性评估外，还通过完善能耗双控考核制度，将原料用能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排除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之外，赋予地方和企业更大发展空间，引导各地将工作重心转向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清洁能源，彰显实事求是的发展理念。

三、要素定价：绿色成本传导与能源体系重构

随着碳市场建设深化和绿色要素市场化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碳成本内部化、绿电价值市场化成为趋势，同时能源体系重构也带来了制度成本与安全责任的重新分配。

（一）绿色溢价与灰色成本的剪刀差效应

《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的落地，推动碳排放外部成本逐步内部化。对于高碳产业而言，显性的碳价成本推高了产品边际成本，削弱了市场竞争力，倒逼其要么退出市场，要么开展低碳改造；而低碳产品因碳成本较低，相对价格优势日益凸显。这种由碳价驱动的 “绿色溢价” 与 “灰色成本” 剪刀差，正成为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指挥棒。

绿电交易市场则为绿色要素价值兑现提供了另一重要平台。会议提出 “扩大绿电应用”，意味着绿电的环境价值将通过市场化机制得到更充分体现。企业购买绿电或绿证，不仅能兑现减排承诺，还能规避国际贸易中的碳壁垒，这种市场需求将推高绿电交易价格，改善新能源发电企业财务状况，吸引更多资本涌入新能源领域。

（二）能源体系重构的制度挑战与应对

新旧能源体系的切换必然产生制度成本。传统能源体系与新型能源体系在调度逻辑、定价机制、安全责任和资产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现有体制机制必须重塑以适应新能源高比例接入的现实。可再生能源边际成本近乎为零的特性，使得传统计划电价体系失效，建立反映供需关系和碳成本的电力现货市场成为必然。

新型能源体系要求调度从计划转向实时平衡，定价从政府指导转向市场发现，安全责任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共担。2026 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区域市场分割将被打破，绿电跨区域优化配置将进一步落实 “整体与局部关系” 要求。在此过程中，如何平衡旧资产沉没成本与新资产投资激励，成为政策制定者需要破解的难题。

安全责任主体的多元化分摊，意味着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及用户侧需共同承担安全义务，通过市场化机制分摊安全成本。这一变革将改变政府和电网兜底的传统模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系统调节的积极性，降低整体运行成本。

四、产业分化：供需格局重塑与全球竞争应对

双碳战略正深刻重塑中国产业版图，传统高碳产业与绿色新兴产业呈现鲜明的结构性分化。2026 年，这种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同时外部绿色贸易规则也对我国产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产业格局的 K 型分化趋势

传统高碳产业正面临减量提质的转型压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行业，在政策严控增量、要求存量技改的双重约束下，叠加碳价上升导致配额购买成本增加，必须加快工艺革新。这并非传统产业的消亡，而是发展模式的根本性修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与绿色转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绿色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扩张。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氢能等行业在政策与市场双重驱动下，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我国在光伏、风电、电池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将持续巩固，并加速向海外市场渗透。

这种分化将推动资本、人才和创新要素从高碳领域向低碳领域加速流动，成为经济结构从 “黑色” 向 “绿色” 转型的核心动力。

（二）工业体系的内生性绿色转型

会议提出 “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和 “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两项任务具有内在耦合性，共同推动工业体系内生性绿色转型。

节能降碳改造聚焦高耗能行业，通过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与碳排放。政策层面将节能技改与老旧设备淘汰更新相结合，通过财政激励、绿色金融支持等手段，引导企业淘汰 “三高” 旧设备，换上数字化、清洁化新型装备。

固废综合治理强调减量化与资源化利用，推动废料回收循环。工业企业在节能技改过程中，优化工艺流程、更换高效设备，往往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产生，形成 “技改降碳” 与 “固废治理” 的良性互动，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升级。

（三）外部绿色壁垒与供应链重构

会议提出 “积极发展绿色贸易”“强化新污染物治理”，凸显我国外贸适应全球绿色规则的紧迫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欧盟电池法等政策落地，对我国出口企业构成严峻挑战，直接推高高碳产品出口成本，削弱价格竞争力。

全球绿色博弈已从单纯碳减排延伸至全产业链碳管理，要求我国出口企业不仅管控自身直接排放，还要追溯供应链间接排放。应对这一挑战，需要企业层面推进技术升级与供应链管理优化，更需要国家层面加强谈判博弈与标准互认。

五、技术赋能：路径选择与工程化突破

技术创新是破解能源 “不可能三角”、推动绿色转型的核心变量。2026 年，能源领域技术布局将更加聚焦战略价值与商业成熟度，通过关键技术突破与工程化应用，为双碳目标落地提供支撑。

（一）应对不确定性的技术解决方案

会议提出 “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深化拓展‘人工智能 +’”，为能源与气象深度融合指明方向。双碳背景下，能源系统对气象的敏感性大幅提升，新能源出力的不确定性成为制约其大规模应用的关键瓶颈。

“AI + 气象” 技术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海量气象数据，能显著提升天气预报精度，尤其是新能源相关气象要素的预测准确度。这一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新能源 “靠天吃饭” 的被动局面，使其成为可预测、可控制的优质电源。同时，精准预报能帮助电网提前安排备用与调峰，减少弃风弃光和备用冗余，降低系统运行成本，节约容量冗余的安全溢价成本。

（二）“十五五” 技术清单的战略筛选

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要构建基于 “安全战略价值 + 商业成熟度” 的技术筛选矩阵，优选关键技术方向，避免资源无效分散。

这一矩阵清晰界定了技术演进的战略逻辑：Ⅰ 类技术需通过规模化应用降低成本、破除体制障碍，提升市场化水平；Ⅱ 类技术作为解决未来深层减排难题的关键，将成为国家科技投入重点，通过示范工程跨越成本 “死亡之谷”；Ⅲ 类、Ⅳ 类技术则主要交由市场筛选淘汰。

六、区域统筹：空间优化与要素流动畅通

我国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逆向分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决定了绿色转型必须注重区域统筹。2026 年，将通过 “三北” 工程与新能源基地协同、跨区域要素流动机制建设，破解空间约束与区域壁垒。

（一）“三北” 工程与新能源基地的空间协同

会议强调 “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既是生态脆弱区，也是风光资源富集区，大规模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存在潜在冲突，形成土地利用的复合博弈。

通过科学规划，这种博弈可转化为有机融合：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既能产出清洁能源，又能通过光伏板遮挡阳光减少蒸发，促进植被恢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则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实现空间适配与功能复合，在适宜地区发展光伏治沙等模式，达成减碳与增汇双赢。

（二）跨区域绿色要素流动的制度突破

长期以来，省间壁垒导致清洁能源消纳困难，制约了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会议提出 “扩大绿电应用”“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将有力打破区域分割，促进跨省区绿电交易。通过建立统一的交易规则和输配电价机制，西部丰富的绿电资源将能更顺畅地输送至东部负荷中心，既解决西部弃风弃光问题，又满足东部企业绿色用能需求。

破解区域差异的核心在于实现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的深度协同，这不仅需要建设特高压等物理通道，更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让绿电输出地与输入地共享发展收益，落实 “全国一盘棋” 的系统观念。

七、投融资理性：边界界定与风险可控

绿色转型需要庞大资金支持，但财政与金融手段并非无限兜底。2026 年，能碳领域投融资将回归理性，明确支持边界，坚守风险底线，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资金高效配置。

（一）货币政策传导与绿色信贷精准投放

会议定调 “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调 “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这一宽松货币环境对风电、光伏、储能等重资产行业意义重大 —— 此类项目具有高杠杆、长久期特征，对利率变动高度敏感，利率下行将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减少利息支出，改善项目现金流，降低违约风险。

宽松货币政策为绿色转型创造了友好融资条件，但金融支持必须遵循市场化与风险可控原则。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工具需基于项目商业可持续性判断，而非盲目跟风政策；金融机构需建立环境风险分析机制，自主甄别绿色项目长期价值，防范过度投机引发的金融风险。

（二）财政支持的底线思维与杠杆效应

财政政策将坚持 “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和支出总量” 与可持续性相统一，支持重点从无限制直接补贴转向 “花钱买机制” 和守住安全底线。会议提出 “加紧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正是财政底线思维的体现 —— 北方作为能源基地，其基础设施抗灾能力直接关系国家能源安全，财政投入将为能源体系筑牢安全屏障。

同时，财政资金将更多发挥杠杆作用，通过优化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补贴政策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引导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通过税收扣除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投入。在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要求下，地方政府不得违规举债盲目建设绿色产业园或大型新能源项目，确保投资行为理性合规。

八、人才重塑：结构优化与能力适配

双碳转型不仅是技术与资本的投入，更是人力资本的深刻变革。2026 年，人才结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亟需通过存量劳动力转型与增量人才培养，构建适配绿色发展的人才体系。

（一）存量劳动力的转型与民生兜底

传统高碳行业收缩不可避免地带来存量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风险。煤炭、火电等行业工人掌握的操作技能在新能源产业中可能失效，技能错配成为转型期必须正视的社会成本。

中央提出 “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核心在于解决这一代际转移问题。通过政府设立转型基金、企业开展转岗培训，将存量劳动力转化为适应新产业需求的技能人才，既保障社会稳定，又体现转型正义。这要求政策既要支持新兴产业 “进”，也要妥善安排传统产业 “退”，推动包容性转型。

（二）增量人才的供需平衡与培养机制

双碳战略催生了庞大的专业人才需求，据预测 “十四五” 期间相关领域人才缺口近百万，现有人才储备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无法满足要求，碳资产管理、电力市场交易等跨学科领域供需剪刀差尤为明显。

应对这一挑战，高校和职业教育体系需快速响应：增设 “碳储科学与工程”“智慧能源工程” 等碳中和相关专业，加强产教融合，加快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双碳领域所需人才涵盖多个类别，对核心能力有着明确要求：

破解人才难题的关键在于打破产教藩篱，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懂政策的复合型人才。

结语：绿色转型的深水区与新征程

展望 2026 年，中国能碳领域将在制度、政策、市场、技术等多重力量交织下，迈入深度演进的新阶段。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 “稳中求进” 总基调和 “先立后破” 方法论，为绿色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宏观战略定位的系统性重塑，到微观企业行为的结构性分化；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型开放，到 “十五五” 技术清单的战略性筛选；从区域要素流动的畅通无阻，到投融资边界的理性界定；从存量劳动力的转型适配，到增量人才的体系化培养，每一个维度的变革都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绿色转型全景图。

这场变革不仅是一场能源革命，更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以更加成熟、自信的姿态，探索符合国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机遇与挑战，唯有坚守系统观念、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在绿色转型的深水区稳步前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