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发展筹资：关键问题和政策建议：亚洲及太平洋的观点

融资挑战是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核心。过去几年间，全球持续应对疫情带来的长期影响、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与冲突、国家间及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污染问题，以及日益收紧的融资条件——所有这些都直接威胁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

然而，即便在近期多重危机交织之前，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就已偏离轨道——既未能大规模调动资金，也未能按实现深刻经济、社会及环境转型所需的标准进行分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融资缺口预计激增至2.5至4万亿美元，这一显著增长凸显了从所有渠道获取负担得起、可预测、可持续且充足发展资金的紧迫性。

第四届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定于2025年6月30日至7月3日在塞维利亚召开，预计将重申消除融资和投资缺口、调动并协调所有资金来源的重要性。会议还将重点关注推动构建更强大的国际金融架构，以及制定和资助新发展路径的重要性。

本章从亚太地区视角出发，探讨发展筹资的关键议题与政策建议。具体而言，重点分析四大领域：(a)加强国内公共资源建设；(b)加快调动国内外私人资金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c)解决公共债务可持续性问题；(d)应对新出现的挑战。

调动国内资源，特别是通过税收收入，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亚太地区的经验表明，要快速提高税收收入率，必须合理优化税制结构、强化税收管理并减少浪费性的税收减免。然而，要实现更显著且持久的长期成效，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确保公共支出透明化以及完善公共治理同样至关重要。探索直接所得税和财富税的潜力，以及开发本地区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将成为进一步提升公共财政收入的关键所在。

私人融资在填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资金缺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要加速私人融资，发达且成熟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可或缺，同时需要金融监管政策的加持，将可持续性考量融入其中。尽管亚太地区不乏成功案例，但该区域大多数经济体的市场发展水平与监管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私人融资及优惠贷款，尚未有效流向最不发达国家或具有挑战性的行业项目。这需要通过创新策略与多方协作来破解困局。外国直接投资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潜力，也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该地区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危机，对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资金的有效筹措构成了重大威胁。公共债务困境的根源可归结为三大因素：经济财政管理不善、流动性短期冲击以及发展与气候融资缺口。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双边债权人、非常规双边债权人和商业银行在主权债务重组中虽责任共担却各司其职。妥善化解主权债务危机应遵循两大原则——既要深挖债务危机的深层诱因，又要明确各类债权人的角色定位——同时坚持务实的次优方案。债务国也应恪守承诺，确保借款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做好公共债务管理。

关于新出现的问题，目前为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雄心的国际承诺提供资金的方法是分散的，根本问题是分开辩论和解决的。鉴于可用资金有限，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在国家一级，国际承诺需要更好地与国家投资规划和融资进程相结合。在全球一级也需要采取类似的综合办法。

作为联合国系统在亚太地区的区域机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可在加强后续进程、确保对第四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所作承诺的问责与全面落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机构可依托现有专业知识和平台，组织成员国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开展对话，明确区域优先事项与需求，提供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援助，并对后续进程中采取的各项举措进行成效评估。

具体而言，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宏观经济政策、减贫与发展融资政府间委员会，其法定职责是支持“在宏观经济和融资发展议题上开展区域合作，制定共同的区域立场作为全球进程的参考依据，同时确保区域层面落实相关成果”。关于会议成果及区域后续行动的讨论，可作为该委员会的常设议程项目。

一、加强国内公共资源

从近期税收增收工作中的成功经验看

自2000年以来，多个亚太国家在税收征管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该地区平均税负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13%提升至2022年的18.4%。这一积极态势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其一，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和税率来简化征税流程，充分挖掘基础税种的增收潜力；其二，强化税务管理以确保合规高效征收；其三，减少无效税收减免以扩大税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往往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

高效的税务管理是取得这一成功的关键所在。主要措施包括强化税务稽查、优化纳税人登记服务、推行数字化税务管理等。此外，税务机关还通过精简业务流程、强化内部治理、设立专门的大型纳税人部门，以及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协作，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成功的要素。

个人所得税（PIT）和财产及财富税（PWT）的差距

尽管取得这些进展，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亚太地区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税收动员水平仍显不足（图1）。若该地区经济体能将商品及服务税（GST）的税收表现提升至与OECD国家相当的水平，其年均税收收入将额外增加GDP的4.4%，整体税收缺口也将缩减约一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所形成的肥沃税基仍未充分开发。假设房产税率维持在0.5%且不设免税政策，每年可为公共财政增加约3.5%的GDP收入。然而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仅有五个国家（中国、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的各类房产税收入超过GDP的0.5%，而在数据可查的半数国家中，这一比例几乎为零（图2）。

图1：按来源分列的税收收入，2021年或可获得的最新年度（占GDP的百分比）

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世界收入纵向数据集编制。

税收潜力和影响它的潜在因素

根据随机前沿分析，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估算数据显示，亚太地区各国的税收潜力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显示，在2017-2019年期间，实际税收占最大税收能力（即税收努力）的比例在56%至94%之间波动，而估算的税收潜力（即实际税收与最大税收能力之间的差距）则占GDP的1.1%至6.1%（见图3）。

分析还表明，低税收占GDP比重并不自动意味着高征税潜力。例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税收潜力估计值虽受社会经济和治理约束限制在较低水平，但即便当前税收征管水平较低。在这些国家，若缺乏社会经济基本面和治理质量的全面改善，仅靠优化税收政策和加强税收管理对税收收入的提升作用可能有限。从长远来看，持续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如教育质量提升和经济公平性增强）以及公共治理水平的改善，可能比单纯增加短期税收征管力度对提升税收收入贡献更大。

图2：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相关公共收入潜力的选定指标

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和Statista房地产市场价值估算。

图3：2017-2019年平均估计的税收缺口和额外税收潜力（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基金组织世界收入纵向数据集进行的亚太经社会分析。

应对经济数字化的国际税收合作

从网络服务到远程办公、制造模式等新型商业模式，让跨国企业得以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却规避当地税收。数字资产与知识产权的定位定价难题，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转移利润的新途径。尽管国际社会在数字时代建立新标准流程的合作已取得初步进展，有效遏制了偷税漏税行为并促进了各国税收权的公平分配，但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持续缩水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在全球层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二十国集团（G20）推出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通过其“双支柱”计划开创性地寻求多边解决方案，旨在应对经济数字化进程中的税基侵蚀问题。尽管多边机制具有优势且承诺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该计划的成功仍面临多重挑战：国家覆盖范围存在不确定性、法律行政程序复杂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在过程中权益保护问题。与此同时，《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最新版第12B条也为对自动化数字服务征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基于该条款的双边谈判虽在推进，但具体实施尚未落地。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收改革进程中真正实现平等代表权与有效参与，将是成功转型至适合数字化经济的高效公平国际税收体系的关键。联合国为各方开展包容性协商提供了理想平台。联合国大会第77/244号和78/230号决议，彰显了国际社会致力于推动包容性税收合作的承诺，以及通过政府间协商进程最终促成《联合国国际税收合作框架公约》的愿景。

建议政策优先事项

1. 在数字化税务系统支持下强化税收管理。数字解决方案正日益成为高效税务管理的关键要素，能快速提升税收征管效能。通过精心设计的电子报税缴费系统，以及数字化的税务数据采集、存储、分析与共享机制，不仅能为纳税人和税务机关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还能显著提升税务稽查执法效率，同时增强整个税收体系的透明度与问责机制。

2. 我们需要采取系统性策略来提升税收动员能力。单纯加大征税力度只是增收手段之一，当国家税收水平接近社会经济基础和公共治理能力所能支撑的上限时，这种增效方式可能逐渐失效。当前亟需建立全新的税收动员思维体系。政府不仅要思考如何增加税收，更要将资金使用纳入中长期税收战略的统筹考量，形成有机整体。

3. 探索所得税与财富税的潜在价值。随着公众要求更公平分配经济成果的压力日益增大，加之数字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些因素为突破传统政治障碍和实践限制、推动所得税与财富税的广泛实施与有效执行创造了新机遇。在此过程中，全面且可问责的财务记录体系、政府获取并合理运用相关数据的能力，以及税务机关分析税收数据的强化能力，将成为关键推动力。

4. 通过土地价值保有税（Land value Capture）开拓区域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房产税收益不足是错失重大机遇的关键所在。鉴于土地价值保有税具有收入流前置、税收主体更隐蔽等优势，这种税种可作为常规房产税的可行替代方案——毕竟征税对象是土地开发商而非普通房主。

5. 加强区域税收对话与合作。随着2024年6月《联合国国际税收合作框架公约》新条款的“零草案”发布，未来几年有望在国际税收合作领域迎来多个重要里程碑。在此背景下，加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层面的对话协调及能力建设将大有裨益。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可为此类讨论提供便利支持。此外，推动次区域税务机构、多边开发银行等主要合作伙伴组织与联合国系统之间的协作升级也将大有裨益。

二、加快调动国内和国际私人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要有效调动足够的私人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对国家、区域和国际金融架构进行转型。除了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在国家层面需要采取的行动外，这种转型还需要多边优惠融资机构（如多边开发银行）转变策略——这些机构需与私营金融机构紧密合作，降低投资风险，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和更具挑战性的行业及项目中。另一方面，私营企业需要加大力度落实其自愿的可持续发展承诺。许多企业已通过优化供应链、剥离资产、停止有害业务等方式实现转型，并正在制定过渡计划等未来商业规划，以逐步走向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然而，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阻碍调动国内和国际私人资金的主要挑战

亚太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存在诸多发展滞后且差异显著的突出问题。主要特征包括：市场基础设施薄弱，具体表现为股票、证券、衍生品等金融工具的交易所发展滞后；金融交易结算清算体系不完善；缺乏对各类金融工具发行的指导性框架；债券持有人权益与破产法规缺失；二级市场发展不足，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以及限制外资持股或引发税收问题的监管政策。

其次，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能够提供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机构投资者群体，如养老基金或保险公司规模较小。对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国内储蓄仍然主要通过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进行渠道化。

第三，由于国内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差，加上法律制度的缺陷使投资者难以在必要时通过法院寻求补救，公司治理仍然是许多资本市场的一个有约束力的限制因素。

第四，亚太地区的商业格局主要由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MSMEs）主导。这些企业平均占所有企业的96.6%，在劳动力市场占比达55.8%，在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增加值（GVA）中占比28.0%。6这类企业资金来源以内部融资（股权）为主，有时也会通过银行等正规渠道借贷。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资本市场中鲜少通过证券发行筹集资金。

第五，多个经济体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国家优先事项和规划时，不同部委、部门及机构之间始终缺乏足够的政策协调与统筹。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不确定性，还给私人融资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同时降低了可持续金融体系的财务效率——既拉低了投资回报率，也让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私人投资变得缺乏吸引力。

需要监管机构和决策者采取综合行动

要应对这些挑战并确保私人资金大规模流向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如图4所示，同步发展和深化金融市场，强化可持续金融体系。关键举措包括：实施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金融风险管理方法、推动可持续金融产品开发（如可持续债券），以及采用基于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的分类标准和信息披露框架。银行与资本市场监管机构若能在此方向上采取清晰、协调且一体化的行动，就能向投资者传递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信号，从而促进长期投资。

建议政策优先事项

1.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助力并加速私营部门资金流向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制定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法规，将有效引导各经济领域企业的经营行为。为此，监管机构需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专业团队能力，并完善监管系统以制定、监督和落实有效的可持续融资法规。同时，监管体系应与区域及全球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和路线图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国际投资者能共享政策互通优势，从而为外资流向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力支持。

2. 采取行动发展和深化国内银行及资本市场，确保可持续性考量得到充分融入。潜在举措包括：扩大机构投资者群体；强化公司治理；构建更高效的银行与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为市场中介机构提供充足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支持；建立稳健的监管框架并加强投资者保护政策；确保对各类规模企业实施充分且独立的信用风险评估；提升二级市场流动性。此外，通过完善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分类标准、信息披露规范及银行与资本市场参与者的报告要求，可进一步确保私人资金有效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应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具有挑战性领域的优惠融资和私人资金投入。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及主权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家而言，若能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融资可成为私营融资的有效风险缓释机制。通过建立让私营部门（项目开发商）与金融机构定期会面、以渐进式迭代方式共同开发可持续项目的合作模式，可加速大规模可持续项目储备库的建设进程。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最不发达国家运营的优惠融资机构和私人融资机构双方转变思维定式。

三、解决公共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总体趋势与挑战

自2000年以来，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总额呈现U型增长轨迹，其公共债务占GDP的平均比率已逼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的历史高位（图5）。在此期间，公共债务水平攀升的主要推手是财政赤字扩大，其次是本币汇率贬值——这对小型脆弱经济体的影响尤为显著。商业贷款和私人借贷的比重持续攀升，这类融资方式的平均利率是官方债权人和优惠融资的2.5倍，这进一步加剧了偿债压力，导致外债偿付负担加重，同时外债到期期限也在逐步缩短。

图4：金融部门发展和可持续金融行动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和全球绿色增长协会，《东盟绿色地图》，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编写的文件，雅加达，即将出版。

图5：2000-2027年按次区域分列的一般政府债务总额的中位数

来源：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公共债务困境的三个主要来源及其不同性质

首先是经济和财政管理不善。这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失误，理论上可以通过在财政决策中更加谨慎和负责来避免。

第二，临时流动性冲击。经济和金融危机或自然灾害的风险会将管理得当的经济体推入流动性危机和临时债务困境，尽管它们的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仍然完好无损。这些风险超出了债务国的控制范围，如果国际发展界能够提供流动性支持，就有可能将它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第三，气候融资领域存在显著的发展赤字与缺口。以亚太地区最不发达国家为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额外资金平均占其GDP的16%，远超其财政承受能力。更关键的是，社会支出或气候适应性支出等基础性开支大多涉及消费或保险领域，这类支出难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收益来偿还债务。若通过举债而非发展援助来筹措资金，此类支出几乎必然导致债务危机。

公共支出效率和公共资金生产性使用的核心作用

高效利用公共资金并实现其生产性使用，可以说是确保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最重要原则。通过持续强调借款资金的生产性使用、对外部借款实行集中审批机制，以及确保资金使用与国家发展重点高度契合，多个亚太发展中国家成功规避了在依赖债务融资推动经济腾飞过程中遭遇的公共债务快速累积风险。7

相比之下，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最新研究发现，在大多数亚太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水平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或教育卫生领域的社会支出之间存在微弱甚至普遍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资金分配存在优化空间。即便对于现有的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若将亚太发展中国家与表现最佳的同行国家对标，财政节省幅度最高可达30%。

主权债务管理和监测作为财政保障

有效的主权债务管理和监测既能降低债务危机风险，又能有效控制主权借贷成本。政府未偿债务及潜在债权数据的透明度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并采取早期行动遏制风险、减轻潜在损害。然而，亚太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对公共债务管理的系统性评估仍显不足。世界银行《国别政策与制度评估》中的债务政策评级——作为衡量债务管理质量的指标——表明，2014至2023年间亚太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债务管理方面仍存在明显改进空间。

政府未偿债务及潜在债务的透明度数据，对于及早发现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及时采取行动控制风险并减轻潜在损害至关重要。当金融市场将高质量且负责任的主权债务管理与监控所带来的风险降低效应纳入考量时，主权债务的风险溢价和借贷成本也会随之下降。

及时进行债务重组和减免债务的挑战

可以说，对于长期深陷公共债务困境的国家而言，债务重组是唯一可行且可取的选择，而非永久违约。然而主权债务重组面临两大根本性挑战。首先，政府偿债能力（即财政偿付能力）存在巨大争议。与私人债务人不同——其清偿能力和边界在破产法中明确定义，政府通过征税权和印钞权可以扩大可用资源来履行债务义务，理论上这些手段仅受经济和政治现实的限制。这种偿付能力界限的模糊性，使得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评估和重组过程都变得难以把握。

其次，针对不同成因引发的公共债务困境应采取差异化处理方式，但当前实际情况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例如，由经济财政管理不善导致的债务危机，应当让涉事政府承担相应代价。否则将滋生道德风险，任由不负责任的政府滥用债务减免政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债务国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应获得慷慨的债务减免，同时需要获得充足资金支持以满足基本发展需求，并在遭遇不可控的经济冲击时获得流动性支持以维持喘息空间。然而，关于“公平”与最优主权债务处理方式的主流讨论仍存在混乱，导致利益相关方意见分歧，使得债务减免方案难以实现既定目标。

因此，迄今为止的公共债务重组往往伴随着漫长而代价高昂的谈判过程，且常常是“治标不治本”。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G20）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仍面临多重挑战：主要债权方难以迅速达成共识、债务减免规模与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以及未能强制要求私人债权人参与谈判并提供同等幅度的债务减记。

建议的政策优先事项

1. 针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应根据其根本原因采取差异化处理策略。认清公共债务困境的三大根源并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是应对当代公共债务与发展融资挑战的系统性应对措施的第一步。对于那些因不可控的突发经济或自然灾害冲击而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及时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至关重要，这将帮助它们在经济和财政层面实现复苏，并维持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与此同时，对于由长期经济或财政管理不善引发的公共债务危机，应当由债务国而非债权国承担主要责任，共同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及必要措施。

2. 大幅增加事前发展转移，作为事后债务减免的替代方案。与被迫提供复杂而痛苦的事后债务减免相比，自愿扩大事前发展转移将是国际发展界更可取的选择。慷慨的事前发展转移以减少未来债务减免的必要性并非没有先例，就像2021年的NextGenerationEU计划一样。

3. 应优先保障借款资金的生产性使用和公共债务的有效管理。为在不损害财政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债务作为扩大发展融资的工具，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必须将借入资金用于生产性用途，而非浪费在规划不当或执行不力的项目上，或为挥霍性消费提供资金。通过明确政策目标与法律框架、建立程序与制度透明度及问责机制、强化债务统计等措施实现公共债务的有效管理，可进一步拓宽发展融资的债务安全边际。同时，构建包含更多长期债务、本币计价债务及优惠贷款的主权债务组合也将大有裨益。

4. 在主权债务重组问题上应采取务实态度。相较于制定硬性法规和集中仲裁机制，推进集体行动条款与“反秃鹫”立法的进展，同时探索主权借款中的国家条件条款等创新方案，或许才是次优选择。与此同时，要让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实现其目标，关键在于理解根据债务困境成因实施差异化处理的必要性，并认识到传统债权人、非常规债权人与商业债权人在主权债务重组中虽有共同责任却各有侧重——这些认知将为推进改革提供重要助力。

四、处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表决权

亚洲及太平洋在诸如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问题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该区域是世界人口的近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的投票权以及流向该区域的信贷总额的约十五分之一的所在地。

发展中国家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与投票权问题已持续讨论数十年。2023年8月，第十五届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二峰会通过的第10号决议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配额制度，以确保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更高话语权。2024年4月，二十国集团政府间工作组（G24）指出，需提升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IMF治理结构中的代表性。2024年9月，最新通过的《未来契约》第48项行动明确提出：“必须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决策、规范制定及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重大决策需要获得85%的全体投票权支持，以确保决议能代表绝大多数成员国并促进其落实。然而，美国仅持有16.5%的投票权，实际上在IMF中拥有否决权（图6）。类似权力失衡现象也存在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7%投票权的中国同样掌握着实质否决权。13相比之下，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投票权分布更为均衡——没有任何成员国的实质否决权占到25%的投票权。14

图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投票权，*2024年6月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员国配额与投票权及IMF理事会》，2024年10月10日。访问地址：www.imf.org/en/About/ executive-board/members-quotas。

注释：*执行董事会（简称董事会）负责处理IMF的日常事务(IMF，《IMF理事会批准第16次总审查配额增加》，2023年12月18日）。**有效否决权——IMF执行董事会需85%多数票通过决议，因此只需15%的投票权即可阻止决议通过。

除了配额分配之外，其他因素也影响着融资的可用性

截至2024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未偿信贷总额中约60%流向了五个借款国——阿根廷、埃及、乌克兰、巴基斯坦和厄瓜多尔。这些国家合计仅占该组织总表决权的2.1%左右。这种分配结构明显失衡，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包括亚太地区国家）的利益受损。15因此，在现行规则框架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融资比例已远超预期，使得人们对投票权分配的担忧逐渐被掩盖。

需要加强全球承诺之间的协同作用和资金流动的协调

全球性承诺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等框架在资金相关承诺、表述方式及战略规划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尽管如此，融资问题始终是气候谈判和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议题，其具体细节仍在不同层面展开讨论与完善。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架构呈现碎片化特征，既缺乏高效资金调配能力，也未能为协同行动提供投资环境，导致这些全球性框架下的承诺难以有效落实。

若不能统一融资目标、资金流向和战略规划，气候行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就会出现碎片化。鉴于超过80%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与气候问题直接相关——无论是通过积极协同效应还是消极权衡关系，我们亟需采取协同增效策略来发挥这些优势、最大限度减少不利影响。

在国家层面，我们需要制定一种方法，将各国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及其他议题上的国际承诺，与本国的投资规划和融资流程相结合。为此，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私营金融机构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制定一套行动策略，确保为这些全球性承诺筹集到充足的资金。

在国际资金流动方面，全球一级也需要采取类似的综合办法。这种由协调一致的筹资战略所支持的综合国际发展系统，是国际金融结构改革的精髓所在。

建议政策优先事项

1. 确保亚太地区在全球金融政策制定中获得公平代表权。通过提升亚太地区的参与度，该地区将能按比例获得更多决策话语权。这样一来，影响全球经济的政策就能更好地与区域需求和优先事项接轨。这一举措还将部分转化为发展融资资源的获取改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配额就与成员国贷款可得性挂钩。18

2. 国际发展体系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应追求协调统一、连贯一致且清晰明确。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发展融资进程都应努力使资金流向和目标与各国已承诺的所有关键国际框架及协议保持一致。这些协议中包含的特定融资条款已被部分金融监管机构采纳，以推动本地区可持续金融法规的进展。这一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此外，将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气候目标融入国家融资框架，并加强政府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对于实现协调有效行动至关重要。

五、结束语

要填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主要存在三大融资渠道。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内资源动员，这既包含政府财政和债务管理能力，也涉及地方金融市场从公共和私人渠道筹集资金的能力。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经验法则表明：所需资金中约60%-65%需来自国内渠道，其余部分则依赖外部资金。就外部资金来源而言，可分为两大类——私人外部融资以及双边与多边公共融资。

亚太地区的发展筹资格局既展现出令人鼓舞的进步，也面临着需要协同行动的持续挑战。该地区通过完善税收管理、推进税制数字化和实施结构性改革，展现出调动国内资源的非凡能力。然而在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方面仍存在显著缺口，这些领域本可带来可观的额外收入。要填补这些缺口，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改进，更需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治理改革，从而充分挖掘潜在的税收空间。

调动私人资金面临结构性障碍，包括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机构投资者基础薄弱以及公司治理问题等制约可持续投资流动的因素。需要对金融体系进行转型，在监管框架和市场发展战略中全面融入可持续性考量，同时加强私营部门的自愿参与机制。必须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具有挑战性的行业领域，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的优惠融资可为这些领域发挥关键风险缓释作用。

亚太地区公共债务水平持续攀升，亟需审慎管理。关键在于合理运用借款资金，并根据债务困境的根源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国际金融架构亟待改革，以确保亚太国家在决策过程中享有公平代表权，并获得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资金支持。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实现气候融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统一，既要认识到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也要通过战略协同实现效率提升。

随着亚太地区为第四届发展筹资国际会议成果的筹备工作展开，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正通过现有政府间机制，发挥着促进区域对话、提供技术援助并确保问责制以加强后续行动的重要作用。本章提出的14项政策优先事项，为成员国强化可持续发展融资提供了全面路线图。要落实这些建议，需要持续的政治承诺、创新资源动员方式以及加强区域合作，以应对亚太国家在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过程中面临的复杂融资挑战。